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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代国家的成文宪法中，其实很少提到军事问题。最多轻描淡写地写一句，什么总统是三军总司令，国会拥有宣战权之类的。所以，现在的宪法学研究，就很少涉及军事。但是我们稍稍动脑子一想，不对啊，如果我们把宪制看成是一个国家的构造方式，那军事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啊，要不怎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呢？ 

那西方宪法中，为什么很少提军事问题呢？真正的原因其实有很多，我们仅提出一个角度——这可能是因为，他们通常是在武力建国之后再颁布的宪法。军事问题这个时候已经基本解决了，军事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定型了。所以他们很少提。 

再反过来看我们中国人的祖先，他们可没有这个好条件，不管是不是已经建国，他们始终面对极大的军事压力。既有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挑战，也有内部的潜在割据力量的威胁。所以在中国，要让一个大国不散摊子，就必须维持一支大规模常备军。

相比之下，现代化之前的欧洲国家都是小国，小领地、小贵族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，要打仗临时召集公民就可以了，或者干脆使用雇佣军，他们没有常备军这个问题。

在中国有了这支常备军，你不要简单地把它看成是财政上的负担，养活他就行了。一只常备军搁在那里，它就是双刃剑。对外能作战，对内也能搞颠覆啊。所以自古以来，怎么处理好这只烫手山芋，就成了中国最重大的宪制问题，一个国家的构成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什么也玩不转。

举个例子就明白了。当年成吉思汗当年西征，有一个中亚国家，就组织军队抵挡蒙古大军。但是奇怪，这个中亚国家的国王居然让军队分散驻防。表面上看，这肯定是最蠢的策略嘛。面对蒙古人那样的军事实力，集中兵力才能有点胜算啊。

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，原因可能在于，这个国家的君主自己刚即位，地位不是很稳。一旦军队集中了，就是打赢了成吉思汗，回头这支军队就会也灭了他。所以，还不如分散驻防，图个侥幸。

你看，政治家在考虑军事问题的时候，不是光想战斗力问题。他还必须想到，军队召集起来容易，在它对付敌人之前，你还得想好怎么对付它，所以这是个宪制难题嘛。

而且，军事问题还不只是一个难题，它会衍生出来一系列的难题。

你看中国历史上。首先，建国之后，怎么从打天下，转成治天下？要知道，打天下靠的军功集团，但是这些人的知识是战场上专用的啊，不能用来治国。所以，建国完成之后，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，就是怎么处理这帮子既有威望，还有实力，就是没有治国知识的人。

过去我们谈中国历史，总觉得，朱元璋不怎么样，屠杀功臣，不仁不义。你看人家宋太祖赵匡胤多好，杯酒释兵权，搞得不那么血腥。

但是你拉长历史视野一看，只要是农民起义起家的，都不得不走上屠杀功臣这条路。比如刘邦，性格以宽容著称，后来还不是大开杀戒？因为他和朱元璋面对的难题一样，都是一帮农民难兄难弟一起打出来的江山，你没有足够的威望让他们解甲归田。只能来硬的。

相反，如果开国君主原来就是有权威的人，比如赵匡胤自己就是前朝的大官，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温柔一点。东汉的刘秀也是，所谓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。这是因为刘秀自己是前朝皇亲，又是豪强出身，他有这个威望，有这个条件嘛。

所以，来硬的还是来软的，这跟开国皇帝的个人性格关系不大，倒是跟他原来有没有权威关系很大。总之，这是建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下一个问题又来了。就是军费问题，因为你要维持常备军。

也是两难啊。

中国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接壤的地带实在太长了，从西到东有几千公里。而游牧民族的战斗力量又是以机动性见长，所以，农耕民族仅仅设防一地或者几地，等于不设防，游牧骑兵可以轻松绕过设防南下。

所以，农耕民族的军备要全面铺开。可是，维持那么大一支常备军，需要多少资源啊。农耕时代，收税不容易，转运就更困难。这副担子要是放在中央政府肩膀上，政府吃不消。要是让军队就近自筹军费粮草，就容易产生军阀。这是不是两难？

所以，历代王朝试验了无数种兵制，有的实行军队屯田制，军队自己耕作；有的实行募兵制，朝廷出钱养兵；有的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、明朝的卫所制。

这些兵制都各有利弊，并没有最佳方案，只能一边试验一边调整。调来调去，其实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平衡，你是要减轻财政负担？还是要中央政府更安全？

除了军费问题，还有分权的问题。只有把指挥权、行政权、财权分开，国家才算对军队做到了制度化的控制。

要是不这么干，历史上是有重大教训的。唐朝的安史之乱之所以发生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，安禄山控制了北方几个藩镇的所有权力，军权行政权财权揽在他一个人手里。这样一来，他想造反时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粮有粮。时机一到，他就是自己不想谋反，旁边那些想当开国元勋的人都不答应。

但是，问题又来了，军队这个东西，麻烦在于，不是控制得越死越好。

和平时期，军队很温顺，战争来了呢？你不就是赶着一群羊去打狼吗？和平时期，将领不惹事、很听话，但是这样的将军能在战场上指挥吗？你看，这又是一个两难。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，需要当政者不断地寻找动态平衡。

听到这儿，你可能会说，这些两难问题，都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平衡，没有终极解决方案，那我们的祖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什么独创性的成果吗？有什么阶段性的积累吗？有啊。比如长城。

长城这东西，看起来劳民伤财，但其实作用特别大，而且特别划算。

长城作为一种战争工具，和刀枪炮不一样，它是一种垄断性的技术。所谓的垄断，不是说我保密，不让你用。而是只能为我所用。

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刀枪炮还有其他的军事技术，军事装备你要是拿走了，可以反过来对付我。但是长城呢，技术全部是公开的，你随便学，甚至就是占领了长城，你游牧民族也用不了。

为啥？你想啊，长城的主要作用，是驻兵和预警。游牧民族不定居，怎么会驻兵呢？农耕民族的军队机动性也不强，所以你也不需要预警。那你要长城还有啥用？除非你游牧民族也和农耕民族一样，也定居，但是一旦定居，你原来的战略优势也就没有了。

对，什么叫垄断性技术？不是说这个技术你拿不走学不会，而是你拿走学会了，对你也没有用。这才是用时间积累出来的不可撼动的竞争力。在军事问题上，我们的祖先逐渐找到了很多这种独创性的解决方案。

从这个话题里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，什么叫真实世界里的宪制？它不是写在纸上然后遵照执行的宪法，它是一个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。

写在纸上的规定，总是试图给出问题的终极答案，而真实世界的宪制没有那么简单，它总是面对两难，不断试错，一边调整，一边积累那些独创性的解决方案。几千年，所谓“大国宪制”，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
我们聊完了关于“武将”的军事部分，接下来说说“文臣”。

我自己，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，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。老师问，为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呢？还记得老师当时给的答案是，因为方块字。

老师说，你看，西方人用的拼音文字，各地人说话渐渐地不一样，书法写下来的文字就不一样，时间一长，没法沟通，所以就分裂了。而中国人很幸运啊，用的方块字，字形和读音本来就分开的。所以，各地说话虽然互相听不懂，但是文字是统一的，是能交流啊。所以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。

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吧？但是，这个逻辑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没错，方块字确实有助于中国的统一。但问题是，这方块字是怎么统一的呢？对，这才是关键。方块字并不意味着就是字形不变的文字。

如果方块字一创生，字形就不变了。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，为什么还要搞什么“书同文”呢？就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，参照其他六国文字，全国统一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。这说明，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制，即使是方块字，在使用中是很容易乱的啊。

这就要说到一个很大的误解了。网上经常流传对简化字的嘲笑，说什么“亲不见，爱无心”，就是说繁体字的“亲”，右边本来是有一个看见的“见”的。繁体字的“爱”字，中间本来是有一个爱心的“心”的。

现在简化了，这个“心”和这个“见”都没有了，这个字的文化含义受损了。那意思就是，简化字破坏了汉字文化。

其实，说这种话的人不懂文字的演变规律。汉字其实一直在变形。建国后搞的简化字方案，其中绝大部分，都不是那帮专家新创的，而是古已有之的简化字。有人在宋版古籍中发现了今天使用的简化字，便就此认定，那部宋版书是假古董，是今人伪造的。

其实不然，宋代有很多字的写法就已经和今天的简化字一样了。比如“国家”的“国”，繁体字是一个方框，里面加一个“或者”的“或”，但是宋代就有人在方框里面加上个“王”字，比今天的简化字还要少一点。再比如，“尽头”的“尽”，这个简化字，也是从宋代开始就有了。那个时候叫俗体字。

这件事情不是建国之后才搞的，1930年，刘半农编了一本《宋元以来俗字谱》，里面列了6240个俗体字、简体字，其中很多是被建国后的简化字方案采用了。比如，“现实”的“实”、“宝贝”的“宝”、“礼物”的“礼”、“声音”的“声”、“开会”的“会”、还有我姓的这个“罗”，这些简化字早就在用了。

你看，民间自发会有一种变乱文字的力量。还记得鲁迅的小说《孔乙己》里面的那个情景吗？孔乙己说“回字有四样写法”，其实有人考证，回字的写法远远不止四种。

这说明啥？说明如果政府不介入，不强制，即使是中国人用的方块字，时间一长，互相之间也是不认识的。

所以，历史上统一文字，最著名的是秦始皇那次的“书同文”，但其实历朝历代无时无刻不在做这件事。怎么做？只有编字典。

从最早的《尔雅》开始，到后来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到什么《玉篇》《类篇》，再到清代《康熙字典》等等，都有官方介入背景。像《康熙字典》，居然用上了皇帝的年号，那更是根正苗红。在中国，字典，哪里只是工具书？这是政治文件啊，是国家建构宪制的一部分啊。

举个例子，就知道这个事有多严肃了。

清代盛行文字狱，有一个著名的文字狱案件，叫“字贯案”。一般的文字狱，都是因为作者的思想不符合朝廷的口味，然后被小题大做。但是“字贯案”不同。它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，它纯粹就是因为太拿文字当儿戏。

这个案件的主角叫王锡侯，是一个乡村老学究。他觉得《康熙字典》编得不好，使用起来不方便。他就自己编了一本字典，就是《字贯》。这里面就触犯了很多忌讳，比如对皇帝名字的避讳问题啊，还有，任意改动字的含义问题。

比如，王锡侯就觉得，“鱼”字和“牛”字，古人应该是写反了。你看，繁体字的“鱼”字，下面是四个点啊，那肯定是牛啊，牛才有四条腿嘛。所以，他的《字贯》里面，就把这两字自作主张换过来了，这确实是胡闹。结果是乾隆皇帝大怒，牵扯出了很多人，王锡侯因此送了命。

你看，国家是不允许一般人随意解释字义的，这是事关国家文字统一、国家结构稳固的大事。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建国后，编订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国家颁发《简化字方案》，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，这就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，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。

所以，不是说中国有了方块字，就有了统一的文字。正好相反，几千年来，中国的古人是靠不断规范文字的努力，才维持了方块字的统一性。

我们可能会觉得，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文字对一个国家政权有那么重要吗？

答案是：有。

你想，在农耕时代，在基层社会，是不需要文字的。真正需要文字的，就是国家。文字是国家的神经系统。你是大国，你就需要整合社会，需要治理基层，这就要有精细的官僚组织。而官僚组织能运转的前提，是有统一的政令，能上传下达，能跨越时间积累治理的经验。没有文字这个载体，一切就无从谈起了。

所以，世界范围内，只要是建立一个大国，必须得有文字。否则最多就只是一个部落。

而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，早期又没有印刷术，如果不统一文字，且不说各地会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文化，有分裂的危险，就是文字变乱带来的治理成本上升，国家中央政府就承受不起。

如果任由简化字、异体字、变形字发展，一个知识分子，学会全国文字的难度就会上升，一个字要学好多种写法。因为文字变得难，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流动就会变得缓慢。上下阶层一固化，国家治理的难题就会出来。

我们都听说过，秦始皇说以后都不准说子曰诗云了，不许向儒生学习文化了，而要“以吏为师”，就是以官员为老师。

这除了秦始皇讨厌儒家之外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。就是全国刚刚统一，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，对于官僚队伍的需求是极大的。朝廷必须征用所有读书人为官，事实上，民间已经没有可以当老师的教育资源。所以才不得不号召民众“以吏为师”。这也是一个角度的观察。

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下一个问题，文字可以统一，但是人类说话的语音，这么大的国家总统一不了吧？这也肯定是国家构造的一个难题，这是个宪制问题啊。那中国古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？

书同文，通过努力，可以做到。但是语同音，就是说话的音调一样，互相听得懂，别说古代，就是今天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今天北方人听广东人说话，还是和外语差不多。

但是，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，语言不通，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组织是根本建构不起来的。为什么？

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。

从正的方面来说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然通过阅读儒家经典，继承了天下观念和圣贤人格。比如著名的“横渠四句”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你听听，这是多大的格局和气象。

但是，如果在现实中，读书人因为方言问题，没办法和本地以外的人说话，那在精神上，他们怎么可能成为“横渠四句”里标榜的那种意义上的儒家士大夫呢？在实务上，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有全国视野的官僚呢？所以，语同音，是打造士大夫阶层的必要条件。

再看反的那一面，这就非常危险了。如果一个精英，不能成为全国性的精英，他就必然成为地方上的精英。

啥叫精英啊？意思就是一帮不甘于人下的家伙啊。他们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。如果没有机会去做全国性的大事，他们就要去做地方性的大事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把地方性的大事办成他们的“全国大事”，说白了，就是闹分裂、闹独立。

你别觉得这是耸人听闻，你看看欧洲的历史就明白了。

欧洲中世纪的时候，书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。这和中国古代的书同文是差不多的。但是说话呢？没办法统一，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。很正常吧？跟中国也差不多吧？结果呢？

结果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精英，利用当地的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，这种方言，就很难再消失了，操这种方言的人，隐隐然就会出现要独立，要成立主权国家的倾向。而这种方言，就会成为未来这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。

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？莎士比亚对英语，普希金对俄语的贡献就在于此。更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。德语原本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欧地区的方言。马丁路德用这种方言翻译了圣经，统一甚至可以说就此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。

这件事的后果可不会局限在语言领域，他一定会往政治领域发展，德国这个国家就从此轮廓清晰、逐渐成型的。

听明白这个道理，再回来看我们古代中国，就会倒抽一口凉气啊。如果全国精英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，这个国家可能在历史的中途也就解体了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难题还是存在啊。语音统一，今天都做不到，何况那个时候。那怎么办？退而求其次，全民做不到，能不能在精英当中做到？精英不能全体做到，能不能在进入官僚阶层的精英中做到？

对，这就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，推广“官话”的系统。民国政府推广国语，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，这是有几千年传统的。最早的的官话是西周的“雅言”。这种语言是什么样，现在已经不知道了。

但是，至少我们知道，战国时代的苏秦、张仪是可以到处游说的，孙武、伍子胥、商鞅这些人也是可以换个国家做官的。可见，那个时代的精英，已经部分地做到了“语同音”，毕竟互相之间能听得懂。

到了汉代，推广官话多了一种手段，就是有了京城的太学。太学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大学，它的一个重要职能，以往为人所忽视，那就是把全国各地的大量读书人——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，渐渐增加到几百上千，到东汉时，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，全部集中到京城，让他们做面对面的交流，同时，集中诵读、研习经典。

这是个啥过程？这在客观上就是个校正各地方言，校正语音的标准化的过程。

那你说，这样推广官话，能消灭方言吗？当然不能。但是只要读书人受过这样的训练，满足互相听得懂、可以直接交流这个最低要求，还是可以的。就像今天四川人说普通话，叫川普，广东人说普通话，广普，虽然不标准，但是交流已经没问题了。

不要小看这一点。正是因为官话的推广，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才得以实行。那就是“异地当官”的制度。

精英在本地当官，很容易形成官民勾结、地方势力固化的后果。所以，中国各朝各代一直坚持“异地当官”。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出生，但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当官，一定要到其他地方。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观念之一。

但是你想啊，外地来了一个官员，跟当地人语言不通，平时的政务怎么处理呢？打官司，老百姓说话你也听不懂啊。所以，又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官员的属吏，都要用本地人。这两项制度，再加上推行官话，这第三维的制度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。

你看哈，第一，其他地方来的官员，处理政务，靠手下的属吏。他们之间说话用官话。这样，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官员，大家的适应成本都很低。第二，由于方言阻隔，官员很难和地方上的民众直接交流。要交流就必须通过属吏来进行。这样，官员要想和地方豪强的勾结就多了一层障碍，不那么好办了。第三，属吏虽然很熟悉当地的情况，也容易勾结豪强，生出各种弊端。但是他们手里没有权力。说到底，他们还是要听官员的。

你看，这三条加起来是一个多么精巧的互相制衡的结构。没有官话这个中介，还真就不行。

听到这儿，你可能又有一个疑问了。官话，只是在官方场合讲的话，大家说起来一个人说起来最舒服的肯定还是老家方言，是母语。推广官话，怎么就能遏制一个精英不成为一个地方精英，不用当地的方言创造伟大的作品，从而出现独立的倾向，不成为大国宪制的危害呢？

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。

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说相声的非常爱模仿一些方言。春晚的小品中，也往往是用北方方言，像山东话、天津话、东北话来表演，好像演出效果就更逗乐一些。用普通话演小品说相声，好像喜剧效果就是差点意思。普通话听上去总是显得很正式，很高大上。即使是发音和普通话区别不大的北京话，听上去也会觉得更接地气，更有喜剧效果。这是为啥？

对，这就是推广官话的效应。

大家在各种正式场合，比如新闻联播、重大活动上听到的都是普通话，普通话经常用来念国家法律法规、发布官方消息。总之表达的都是权威、正式、官方的内容，是经常用来说“大词”的。

相反，我们的母语，地方方言是不登这些大雅之堂的，只用来表达种种日常生活的琐碎内容。时间一长，普通话在人们听来，就等于高大上，而地方方言，也就日常化、鄙俗化了。普通话也就因此具备了一种“软权威”。

古代的官话，也一样。官话并不需要你说得标准，也不用替代你原来的方言，只需要你谈论国家大事和正式问题的时候使用这种语言，就够了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说日常琐事的时候，可以用老家方言，但是说正经事的时候，尤其是说“大词”的时候，都不得不用普通话。

这样就导致，莎士比亚在英语中、普希金在俄语中、马丁路德在德语中起到的那些作用，在汉语中就不太可能出现。伟大的、正式的作品，只能在出现在官话、普通话这样的通用语言中。

对，正是这种效应，让官话成为中国精英共享的语言系统，而且还越来越巩固，最终成了构建一个超大型国家组织，也就是“大国宪制”的必要条件！

统一语言和文字。这两件事都很重要。它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成就，它在国家建构问题上也意义重大。

接下来，我们再从时间的维度，来看看这两种努力的效果。

得到APP，逻辑思维曾介绍过一个词，叫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。这说的是，民族从来不是什么真正存在的客观实体，而是人们一种群体性的主观想象。通过对一系列符号的认同，想象我们是同一群人，就是一个民族。这个理论用来解释中国历史，实在是太贴切了。

因为有了共同的、稳定的语言文字，中国就有了世界上最丰富、最详细、从来不断线的历史记载。有了这些记载，一代代人通过阅读和传颂历史，就形成了基于文字的对国家的共同想象。

你看，在地理上，有一个“中国”。但是不仅如此。几千年来，还有一个很多人脑子里的中国。这个中国，是观念性的存在，是古老的想象的共同体。这种想象一旦形成，就不再受现实政治和国家边界的束缚了。它比现实中的中国更稳定、更长久。

举个例子。你发现没有？唐朝人写诗，很多时候都拿秦汉时候的人物说事。什么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什么“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”你看，汉朝人李广在唐诗当中的出镜率很高。大家拿他来寄托自己对于边关和战争的想象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唐朝人写汉朝的事，就和写当时的事是一样的。

还有，出于对政治的顾忌，说唐朝皇帝的坏话，也完全可以请出汉代的皇帝来背锅。比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明明说的是唐玄宗，开头偏偏说，“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”喜欢杨玉环，谁都知道是唐玄宗，关人家汉代皇帝什么事呢？

再比如杜甫《兵车行》，批评的是唐代的皇帝穷兵黩武，但是写在诗里呢，是“边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开边意未已。”又栽到汉武帝的头上了。但是中国人，即使是唐朝人读这样的诗，一读就懂，没必要多解释。

你看，这也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效应。它能穿越时空，互相替换。

所以啊，如果你生活在中国，你就不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。你也不止是和这群活着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了。所有以文字方式在历史上留名的中国人，实际上都在我们周围，都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面，生活在那个“观念中国”里面。历史上所有被记载下来的事情、先例、制度、规则，其实都对我们的现实行为有约束和示范作用。

这个力量有多可怕？举个例子。

南宋大诗人陆游，大家都知道。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啥？最著名的就是那首诗嘛，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爱国诗人，临死不忘收复北方失地。

这好像很正常。其实一点也不正常。

陆游生于宋徽宗年间，小时候北宋就已经灭亡。陆游全家逃到南方。中国北部、西部那些地方，陆游一辈子也没去过。古代又没有摄影、视频技术，对那些地方，陆游实际上没有任何真实的感受和印象。他对这些地方所有的认知，都来自于文字和历史记载。

我们随便引用几首陆游的诗，你感受一下：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戌轮台”“更呼斗酒作长歌，要使天山健儿唱”“雪上急追奔马迹，官军夜半入辽阳”还有“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”。

这里面提到的天山、轮台、辽阳、沧州，这些地方，有的在安史之乱之后，就已经被中原王朝丢了，到南宋陆游时，已经有400多年了。但是你读陆游的诗，是不是感觉这些失地是刚丢的，还气愤难平呢，还是必须要夺回来的土地。

为什么我说这事不正常呢？对比一下其他国家就知道了。

印度独立于1947年，独立后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，巴基斯坦后来又分裂出孟加拉。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条件相对封闭，实际上很符合统一国家的要求。但印度分裂以后，几乎听不到今天的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有重新统一的想法。其实，时间只不过刚刚过去了几十年而已。

陆游当年怀念400年前的中原失地，这400年是什么概念？你想，英国人丢掉北美殖民地，也就是美国，到今天也不过200多年。那今天英国国内，还会有人对北美殖民地念念不忘，想要收复失地，重建大英帝国吗？再过上一二百年，凑足四百年，还会有哪个英国贵族临终前叮嘱子孙“王师收复北美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么？不会的嘛。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文化纽带。

不仅是北美殖民地，整个大英帝国在二战以后分崩离析、走向解体的时候，可能只有丘吉尔这样的少数精英有点惆怅，绝大部分英国人都是没啥感觉的。

我们回头再来看陆游的一句很著名的诗：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。他这辈子可从来没有见过铁马冰河，但是仅凭语言文字的传承，它就能成为几百年后一个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东西，这种强悍的文化纽带，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。

说到这里，你就明白了，中国的古人那么在意一些符号的用法，所谓“必也正名乎”嘛。古代朝廷里的很多政治事件，都是围绕一些字词用法展开的。

最著名的是宋代的濮议和明代的大礼议。这里就不多介绍了。总之，围绕皇帝应该怎么称呼自己亲生爸爸这件事，可以一争论就是几十年，不惜朝野争得鱼死网破。过去我们读这些历史，总觉得太无聊，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太意气用事。

但是再举一个例子，你就知道符号不是小事了。北宋灭亡以后，宋高宗赵构逃到南方，把杭州作为首都。说起来，南宋控制的地域面积不小，人口很多，并且南方当时已经很发达，很富有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，完全够格。杭州也建起了首都才有的种种坛、庙，但宋高宗坚持把杭州称为“行在”，把自己居住的皇宫称为“行宫”，那正式的首都在哪里呢？

南宋朝廷一百多年，仍然固执地认为，我们的首都是开封汴梁。我们拿不拿得回来是一回事，但是改不改变符号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不管现实多么挫败，我们那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，是不变的。

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力量。有一位历史学家评价汉武帝，说得非常好。他说，汉武帝这个人一身的毛病，但是他对于中国历史有一项非常大的贡献，他第一次组织农耕民族的军队，不止是防御，而是彻底击溃了游牧民族匈奴。

这次卫青、霍去病的战功本身并不持久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春风吹又生，后面的什么柔然、突厥一拨拨地又起来。但是，汉武帝从此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创造了一个先例。让中国人从此知道，我们农耕民族彻底击败游牧民族是可能的。

从此，反抗外族入侵，对中华民族来说，就只是个方法问题，不是一个可能性问题了。朱元璋反抗蒙古，孙中山搞民国革命，打出的旗号都一样，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。那个先例一旦创立在那里，他就成了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，永远不可消磨。

你反过来再来看欧洲的罗马，一旦他崩溃，因为没有这个先例，所以罗马的荣光，再也不可能恢复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对龚自珍的那句话感受可能就更深一些了，他说，“灭人之国，必先去其史。”对，没有历史，一个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溃散，有时候，比一束青烟还要快。

不知你是否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叹，我们中国这个大国，真的是实至名归！虽然我们当下身处于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阶段，反观过去，会给我们一种陈旧的错觉，可通过这些事情的进一步理解，才发现，我们祖先的智慧是如此之奥妙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无数的英杰穷奇一生，为我们提供的专属的价值宝库，还有着太多太多需要我们“开采挖掘”的地方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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